十八岁那年，我暂时离开了他们，村庄在变迁的时光中越来越远，面孔模糊而内心牵挂。每一次回家，母亲就老一圈儿，父亲更不例外——老是每一个人的必然，但父亲和母亲老得速度之快，令我猝不及防而又满心怜悯。每次回去，都给父亲带几条香烟，还有一些肉食及奶制品——母亲总是说：抽烟没好处，给他带那个干啥呢？我知道抽烟对人身体的危害性，但一直很固执——我想，父亲这大半生几乎没有任何嗜好，喝酒打牌滋事生非甚至会相好，都没他的份。惟一的乐趣就是抽烟——每天都有卷烟装在兜里，夹在手指，就是最大的满足——如果将这一嗜好也去掉，在我们家，在南太行村庄，我的父亲就只是一架永不停歇的劳动机器。
    这架机器从十三岁开始，就在尘土中旋转，在石头、泥土和荆条之间穿梭往来，在禾苗和清水，果实和秸秆之间……我的想法或许迎合了父亲，使得父亲获得一时的欢乐和满足，但从身体方面说，无疑是一种残忍的伤害——这么多年来，父亲和我，父子之间似乎就此打成了某种默契，用不妥协的实际行动对抗母亲的告诫。
    成家之后，每次和妻子一起回去，除了香烟，总要给父亲买和炒煮爱吃的肉类——母亲自小素食，锅不沾腥，好荤食的父亲自然屈从。我们回去，父亲可以满足一下口福——有一年春节，我强行敬了父亲一杯酒。父亲皱着眉头，满脸痛苦咽下去，摇摇脑袋，说再也不喝了——那时，父亲的胃就开始发炎和溃疡了，陪他去医院几次，都是十二指肠溃疡，买一些药物回来，父亲不间断地吃。
    以药为生的父亲，似乎没人注意到药物的效果，我打电话回去，总要问问父亲的胃。通常是母亲代答：好了，或者说管用。父亲接到电话，叫我一声名字，就把电话给了母亲。我知道父亲木讷少言的性格，每次都想和他多说几句话，但他似乎也不爱说那些家长里短。
    弟弟也结婚了，早我一年——到现在，父母也没和他们分开生活。父亲的工具作用越来越重要，地里活计，还要出外打些零工。当我发现自己进入三十岁时，父亲也开始奔六十了——而父亲仍旧要出去，修路或盖房子。我向母亲说了好多次。母亲说，现在俺还能动弹，不愿意拖累恁都（你们）。我说一年你们俩人五千元就够花了。母亲又说，房子还没翻盖，你弟孩子要上学，现在两个闺女，还得要一个小子……我听了，一顿茫然，看看母亲花白的头发，皱纹而黝黑的脸和早已落尽的牙齿。我觉得了某种宿命，乃至不妥协的生存力和独立意识。
    父亲坐在一边，说，干不动了还让干。我看看父亲，头发还没白，只是更加瘦削了，整个脸庞像是一把磨利了的刀锋。妻子对母亲说，不要再这样，一年给你们钱，替他们看住孩子就行了。能干多少就多少，不要像从前那样拼命干活。母亲说，你们也有孩子，又买房子。俺不能光花恁都的钱。干多少是多少吧。父亲听了，坐在门槛上，又点燃一支烟。
    农忙时候，父亲从早上出去，到下午才回来。母亲说父亲腿疼，从家走到地里得大半晌。我陪着他去医院看，查验了血尿、做了胃镜，结果没查出到底是啥。我观察到：父亲的脚有时肿，冬天也烧，睡觉时把脚伸在外面。胃部持续疼，到医院检查，仍旧是十二指肠溃疡。我们在的时候，陪父亲下地，抡着头刨地，抑或锄草。没事时，帮着他把夏天搁在山里的柴禾背回来。
   
    父亲很高兴，愿意我们在家，但从来不说。每次要走，父亲和母亲提了我们的行包，或抱着孩子，送我们上车。父亲看着，弓着腰挥手。我从窗户望出去，父亲和母亲站在路边，一直朝车辆看，直到转弯。每次回来，父亲会站在院子里，呵呵笑，看着我们进门。然后坐在椅子上，听我们说话，吃自己喜欢的东西。
    我看着，越来越觉得父亲像个孩子——母亲告诉说：十年前，奶奶癌症卧床时，父亲就搬了过去，一连半年没回家——给奶奶擦身子，端屎端尿，换衣服喂饭——奶奶死的那天，天降暴雨，父亲和弟弟在搭在麦场上的灵棚里，在雨中泡了一夜。
    有几次，父亲发脾气，拧了眉头，弓着腰挥手，脸色涨红，粗大的声音像是从门缝挤进来的寒风——我听到了，劝他不要一说话就瞪眼睛，呵斥人，尽量柔和。父亲听了，语气和缓了许多。每次电话，都对母亲和弟弟说，多买些肉回家给父亲吃，让他多喝奶粉，吃一些软的食物。母亲说一直买肉的。汇去一些钱，父亲也交给母亲。母亲嫌贵，就不买或者少买。
    我也时常想：我们一家是这世上最紧密的一群，是一个患难与共的自然国度——爱是我们最高政治，责任是绵延的城墙，义务是其中的水源，亲情是阳光，爱情是苗圃——而父亲，就是这国度中最巍峨的宫殿，四处伸展的建筑和道路，无不围绕着这座宫殿——所有的雨露和阳光，青草和花朵，笑声和歌声，苦难和不安，幸福和愉悦，安全与危机都与父亲息息相关。
    而我们长时间忽略他，他的身体、疼痛和疾病，思想、心情和额外的嗜好与趣味——二〇〇八年夏天，弟弟说，父亲肚子疼，瘦得不像样子了，走路拖着腿。妻子汇去一些钱，弟弟带了父亲，到一家医院检查，结果说胃、肝及肾等响声均匀，未见异常。可父亲还是很疼，脸白得像涂了一层石膏粉，继而发黄，比菊花还黄。弟弟又带他去另一家医院，检查结果是幽门处重度糜烂，要做手术。
    妻子乘飞机赶回，到另外一家医院做了胃镜，提取了胃液——弟弟在电话中哽咽，好长时间说不出话。我似乎知道了什么，躺在床上泪流满面。儿子看到了，趴在怀里说，爸爸你怎么了？一边用六岁的手掌，替我擦掉眼泪。几天后，妻子来电话，要我赶紧回去，越快越好！
    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身体蜷缩，像一个孩子。看到我，叫我名字。我坐在父亲面前，抓住他的手——粗大的手掌，指甲缝里仍旧嵌满黑泥，暴起堵塞血管像是一串串蚯蚓。脸瘦得更像刀锋，夹杂着白须的胡子硬扎扎的。额头的皱纹像是水面上的波纹——眼睛红红的，瞳仁有些发黄。我低了脑袋，摩挲着他的手掌，嘴巴咧咧，想哭，可又忍住。
    妻子告诉我，父亲胃里肿瘤已经破裂了，淋巴和肝、肠道都有，脏器粘连在一起。医生不主张手术。即使打开，也只能再缝上。以身体状况来看，刀口难以愈合。弟弟说，来医院那天，从另一家医院取了报告单，赶到找好床位的医院——父亲吃了一些喜欢的甜蛋糕，趔趄了一下。弟弟和妻子去搀扶，父亲说没事。刚坐下，就扑到在地。眼睛紧闭，牙关紧咬。若不是距离医院只有五分钟——再耽误下，人就没了。
    妻子说：父亲吐了一脸盆的淤血，吐得她和弟弟满身都是。等父亲苏醒过来，输了一千毫升的血，才慢慢好转起来。弟弟说，要不然，咱爹恐怕那时候就没了！我听着，咬着牙齿。我突然想狠狠发泄下，或者冲着漆黑的夜晚的城市大声嚎叫。